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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闻】猪肉流通环节实现可追溯云南前胡

发布时间:2020-10-18 17:21:57 阅读: 来源:油气田缓蚀剂厂家

猪肉流通环节实现“可追溯”

全国讯:如果市场上每一块猪肉都能清晰回溯到屠宰、运输、养殖等各个环节,是不是就能让消费者吃上放心肉?

在沈阳,有46个规模化养猪户联合起来,成立了一个名为“心连心”的养猪合作社。加入合作社的养殖户在饲料和用药方面都必须严格规范,并做到有据可查。合作社理事长徐春吉说,合作社的猪都有耳标记录其谱系,不仅能说出猪的生长情况,连猪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都随时可查。

然而,社员们的放心猪要想走上百姓餐桌,变成优质猪肉,却不那么容易。它们走出猪场,将遇到现有猪肉流通体系中存在已久的种种规则,若要打破重构,成本不菲。

可追溯的猪肉

在沈阳市东陵区小深养殖场的猪舍里,轻拍手,一群群小猪稍被惊动就奔跑起来;另一个育肥猪舍里,接近200斤的大白猪,每只背上都有一道清晰的脊沟,延伸到臀尾翘起处,能放下一个鸡蛋……

猪场的负责人方宝安告诉记者,小猪闻声而动,说明活力状态很好。“双脊双臀”的猪种,是来自天津一家种猪场的优良种源,瘦肉率在63%以上,根本不需要“上药”,“上药反而坏事了。”

养猪户都知道,品种才是决定猪瘦肉率的关键因素,如丹麦长白猪的瘦肉率为62%,法国大白猪的瘦肉率为64%等。另外,饲料的蛋白水平和良好的喂养方法也是提高瘦肉率的正道。

那些需要喂“瘦肉精”才能提高瘦肉率的猪,本身品种就已经退化。一些散户不舍得花钱引好的品种,只能靠吃药让其“健美”。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,他曾看见一些喂过“瘦肉精”的猪,站都站不起来。

记者还采访了合作社的另一个社员沈阳林盛生态养殖场,那里也是国家生猪活体储备基地。养殖场董事长张玉田介绍说,这个存栏3万头猪的猪场,如果违规用药,根本藏不住、掖不了。当地动监部门不定期来抽查,“他们来之前从不通知,到门口拿出证件,进来就查。一旦违规,必然重罚。”

他告诉记者,国家对大型养殖户有鼓励,更有办法控制和监管,饲料、水和药物各有部门定期检查,再配合经常性的抽查。为监测疾病,大猪场还要主动挑出“状态不太好”的猪,花钱送到一些民办机构自检。

规范养殖环节的成本高,不仅有猪种、基建等“看得见”的地方,还有“看不见”的。比如,一旦猪生病,一些养殖户“省事”的做法是,在猪“看着快不行了”时,打上一针,随便找个猪贩子便宜卖掉。而规范的养殖场遇到这种情况,需将其转移到单独猪栏里用药、观察、饲养,恢复了就等停药期过后再出售,一旦病死必须焚埋。严格按这样的规程去做,成本很高。

合作社秘书长郭勐表示,现在合作社想要推出“可追溯猪肉”,并形成品牌。为了确保每天的猪肉都可追查,他们计划每天只供应某家猪场的猪肉,“一旦出事,赖不了”。而这些猪场也要将猪的资料,细化到在哪个栏里生长,猪种、用药情况,建立一整套登记体系,可控可查。

“2元钱”考验生猪流通体系

可要想确保合作社的这些好猪,最终走上百姓餐桌,还有一些成本。

从养殖场运到屠宰这段路就不好走。现实中,极少有养殖场自备运猪车与屠宰场对接。和散户一样,运猪由猪贩子负责。

一位业内人士介绍,运猪、卖猪,一般得交给猪贩子。因为大型屠宰企业有其规定与流程,在交易中也更有话语权,养殖场必须按这些规定来。比如,卖猪后一般先不给钱,得等猪的等级认定完毕,才能去找财务结算。这一套过程走下来,养殖场还不如把猪交给猪贩子拿现钱。在没开展“瘦肉精”专项检查之前,对生猪的检查主要是感官检测和开证明,这些也多由猪贩子代办。在一些散户较多的地区,还分布有“猪腿子”——向猪贩子通报散户的生猪状态。各类养殖户都将猪卖给猪贩子,由猪贩子负责运送,每斤加价0.1~0.2元。

到猪贩子手里的猪,养殖户就“管不着”了。想卖好猪的养殖户,必须考虑到从现有的运输模式中剥离出来,从配置高效合理的收猪路线,到车的改装、消毒等,这都意味着要新增人力、物力。

接着,好猪将运到什么样的屠宰场去宰杀?东北地区几位养殖大户告诉记者,他们曾经和雨润、双汇、千喜鹤这样的连锁屠宰品牌谈过,希望把自己生产的猪肉挂在大品牌下,打造独立的子品牌,但至今没有成功。

一方面,如何确保健康猪肉在屠宰环节没有被混淆,另一方面,个体养殖户和大企业如何平衡定价权、话语权,都是双方合作必需考虑的问题。

目前,“心连心”合作社考虑在小型屠宰场宰杀,好处是,每头猪只要交给屠宰场几十元的屠宰费用,猪的去向可控。但他们的缺点是技术水平较低。

不过这个环节也会拉升成本。在大型屠宰场,猪的“下货”,如心、肝、板油等都可以统一处理,卖价较高,但在小屠宰场,由于屠宰数量有限,零散“下货”只能低价卖给等在旁边的小贩。相比之下,一副“下货”可差价几十元,这些成本都将摊在猪肉上。此外,由于没有热链加工体系,一些边角余料只能低价处理,这也使肉价成本升高。

记者就此询问一位双汇的零售商。他透露,在很多大型屠宰场,把猪”下货“热链加工,处理成肠类产品,“变成最赚钱的业务”。而大型屠宰厂出来的、质量好的白条猪肉,要想占领市场,就得低价卖。

因此,对于想把好猪卖出去的农民来说,应该建立一套独立于相对垄断的大屠宰场之外品牌运作体系。

“我们提供的可追溯肉,是奔着关心食品安全的普通老百姓去的。”郭勐表示,合作社在经过种种成本测算之后发现,就算所有环节都能理顺,建立起一套最经济的可追溯猪肉体系,折算出的猪肉价格至少要比市面每斤贵两元。

这两元能否得到老百姓认可,决定着这个“可追溯体系”的生死。

谁能从源头抓食品安全

中国农业大学管理科学研究所主任卢凤君告诉本报记者,从养殖户到屠宰场,再到消费者购买的环节中,我国的养猪行业存在多处“脱节”。

在卢凤君看来,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,很多大的猪肉生产企业都没有养殖基地,甚至很多企业共用一个基地,用来应付检查。没有养殖基地支撑,猪肉源就会出现种种问题。

那些拥有好猪的规模化养殖户为何不能与屠宰龙头企业顺利对接?郭勐解释说,单个的养殖场很难、也没必要配齐物流体系。而要屠宰生产企业延伸到养殖环节则更为困难。卢凤君解释说,优质养殖场是稀缺资源,很难有企业在全国拥有很多养殖基地。

在这一难以接驳的体系中,该如何控制食品安全?

“瘦肉精”事件后,双汇提出生猪头头检验、原辅料批批检查的制度,希望从源头控制食品安全。但专家认为还是存在漏洞:猪肉是生鲜产品,不可能都采取最准确的检测,较为普遍的试纸检测法,也只能定向检测少数几种“瘦肉精”。一旦非法添加其他种类“瘦肉精”,很难查出。一旦添加其他物质,便无从检测。

怎么从源头上堵住形形色色的非法添加?行业协会有控制养殖户的“土招数”。郭勐表示,合作社可以为会员提供饲料、技术改良等服务,也可以拓展品牌的影响力,吸引养殖户。“要通过好的制度设计,让农民在合法的条件下挣更多的钱。”

同时,加入合作社的会员必然受到约束,采取可追溯体系后,一旦猪肉“出事”,不仅要高额赔偿,更要负法律责任。“谁该坐牢就去坐牢,合作社负责人要是没监管好,也陪着一起坐牢!”郭勐表示,因为合作社要承担监管责任,平时就会采取“不定向、不定期”的检查,让养殖户知道,别藏着心眼儿。

这样的监管对养殖户来说,无异于“头上悬着一把刀”。合作社里的46家养殖户都是当地人,一旦哪家违法添加,意味着想破坏另外45家的牌子,在行业内就没法混了。郭勐说,“在乡土社会,如果得罪了养猪同行,是重大损失。”

然而,这一套“由农户想卖好猪肉”出发的体系,至今还没有把猪肉卖出去。“心连心”合作社发现,这套设想,需要很多人来实现,从日常维护到组织,至少需要十多个人。这些钱从哪儿出?如果向会员收会费,很难持久运转。

“国家应该扶持规模型养殖户,应该健全行业协会。”卢凤君表示,行业协会能起到行业自律的功能,对具有很强公益性的协会,国家应研究如何扶持。协会健全之后,不仅有利于行业发展,也能扩大养殖户话语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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